舷窗外，碧蓝色的天空中，稀稀拉拉地悬挂着几朵薄如轻纱的白云。由于失去了风的吹动，它们只能一动不动，听凭夏日那热辣辣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洒向灰黄色的大地。那里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草，没有房屋，也没有农田，只有一片又一片沙丘无边无涯地一直延伸到天地的尽头。沙丘间分布着一道道枝脉相连的白色线条，如同人体血脉或经络一般，曲折蜿蜒地铺展开去，像是河流，但不见水在其中流动，看来不过是些早已干涸了的河床。

　　这片大地是如此雄浑，又如此苍凉。好像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让我们跨越时空，回到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去聆听漫漫丝路中悠长的驼铃，去领略古代边塞诗中大漠雄关的意蕴……突然，几绿色，跳出那无边无际的灰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便是绿洲。

　　俯瞰大地，星星点点的绿洲，像绿宝石一般镶嵌在沙漠和戈壁之中。如果把沙漠和戈壁比作浩瀚的海洋，那么，一片片绿洲就如同海洋中的大大小小的岛屿。正是它们，为生命提供了存在的空间；也唯有它们，才能给这片灰黄的大地带来蓬勃的生机。

　　在新疆，只要有一点水，就能引来一点绿色；只要有一片绿洲，便有人们劳作、生息的踪迹。

　　横亘新疆中部的天山，在它的西段分出了几条被称为“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的支脉，从而形成了三面环山、西面开敞的大片谷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便座落在这片谷地中。独特的地形和大气环流的综合作用，不仅给这里带来十分丰沛的降水和丰富的高山冰川、积雪资源，而且还养育出新疆水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以及它的三大支流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喀什河，使得这片河谷盆地成为新疆大陆性荒漠干旱区中的一块气候温和湿润的“湿岛”，赢得了“塞外江南”的美名。

　　受盛情的主人之邀，我们曾做客伊犁宾馆。当汽车开入这座幽雅古朴的园林时，只见各种建筑物掩映于参天的古木之中，茂密的林木间碧水潺潺。车在开行中，不时有绿树的枝叶擦过车窗，发出沙沙的声响，更增添了几分曲径通幽的感觉。带着几分恍惚，我对邻座的上海同行轻声说道：“这不是回到杭州了吗?”他也深有同感地连连点头：“像，真像杭州！”

　　更使人着迷的，还是伊犁那绿色的旷野。我们曾沿着杨柳成荫的林带公路，穿越兵团战士们开垦出来的阡陌纵横的田野，透过车窗一路观赏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

　　我们也曾跨过著名的巩乃斯草原，来到天山深处的那拉提牧场，在马背上领略那神往已久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情。这些地方同江南一样，到处都是一片绿色，但又与江南的那种绿色景致有着不同的韵味。

　　如果说江南的绿美就美在其清丽和精致的话，那么，伊犁的绿则美在其厚重和粗犷。它是广阔的，无论朝哪个方向，都看不见它的尽头；它又是浓重的，厚厚的草毯中像是蕴藏着许多东西，使人无法一眼看透；它毫无矫饰，一切都是那样自然，绝不带任何人为加工的痕迹；它无拘无束，无遮无拦，在大地上自由自在地铺展,显得格外坦荡，就连穿流其间的河水，也不必像内地的河流那样只能委委曲曲地循着人们用堤坝限定的路线行进，而是信马由缰地随意流淌。如果你能来到这里，在野风和流水的欢快歌声中纵马徜徉，极目眺望，你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就连你的呼吸也会变得格外地顺畅起来。

　　当然，大自然并不是对所有地方都那么慷慨。同在天山脚下，吐鲁番却又是另外一种景象。

　　吐鲁番地方不大，但名气却大得惊人。这里是中国最低的地方，艾丁湖湖面海拔为－155米，是仅次于约旦死海的世界第二低地；这里是中国最热的地方，每年6、7、8 三个月的平均气温在38℃以上，实测戈壁地表温度竟高达82.3℃；这里又是全国闻名的陆地“风库”，由达坂城天山风口吹入的 8级以上大风，每年都要刮上几十次；这里还是中国年平均降水量最少的地方之一，年均降水16.6毫米，不到杭州一天的雨量……

　　来到吐鲁番，刚走出空调汽车，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皮肤也顿时有了一种被火焰灼烧般的痛感,但当地的同志却笑盈盈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得真巧，昨天刚下过一场雨，所以今天气候比较凉爽，最高温度只有40度。”听到这话，我们笑了，但我们都明白，这绝不是一句玩笑话。

　　高温少雨，水贵如油，吐鲁番的自然环境不可谓不恶劣。然而，从古至今，这块丝绸之路上的著名绿洲不仅始终没有湮灭，反而逐年扩大，原因何在？当地的同志告诉我们，这要归功于那遍布盆地之中的坎儿井。

　　坎儿井也可以说是一种人工挖掘而成的地下河。在吐鲁番盆地浩瀚的戈壁滩上，随处可见一行行排列整齐、形似坟茔的锥形土堆，那就是坎儿井的井口。在吐鲁番地区，这样的坎儿井共有1100多道，加起来比黄河还要长。就是这些坎儿井，年复一年地把近 3亿立方米的清泉从天山脚下引入“火洲”，使这片绿洲始终保持着它的生机和活力。

　　吐鲁番市郊有座长约 7公里的葡萄沟。那里铺天盖地种满了葡萄，葡萄架下流水潺潺，凉爽宜人。当我走进这片绿荫，享受着这份清凉时,不由得想起戈壁滩上的那些锥形土堆，想起那些创造和挖掘出坎儿井的人们。是啊，在戈壁滩和火焰山中出现这样一块乐土，无疑是一种奇迹。这奇迹，来自于人的伟大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正是人类顽强生命力的体现。

　　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有那茫茫戈壁中的一丛丛骆驼刺和芨芨草，以及那一棵棵胡杨和红柳。这些植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根系都发达得出奇，能够深深地扎在近乎枯干的土壤中，最大限度地吸取哪怕是一点点水份，使生命得以延续。只要你乘着汽车在戈壁中穿行，它们总会不时地出现在你的眼前，好像是时时都在提醒你：生命是多么可贵，而生命的力量又是多么的顽强！难怪那些落户边疆、扎根边疆的人常常骄傲地以这些并不起眼的植物自比。

　　绿洲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的摇篮，但它自身的存在却又不能不依赖于人的养育和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绿洲命运的主宰。

　　新疆古称西域。早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有了人类的足迹。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使西域和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关系空前密切。到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西域便正式归入了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丝绸之路也逐步开通。丝路沿线的一座座绿洲城邦，便成了过往商贾旅人补给休整的驿站。

　　位于吐鲁番城西10公里雅儿乃孜沟中的交河城，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座2300年前由车师人开建的古代城市，差不多全是从天然生土中挖掘而成的。之使以叫做“交河”，是因为城堡就座落于两条河流交汇而形成的一条长约1650米的柳叶形半岛上。据介绍,当年两条河的河谷都很浅，因而这里也曾是一片绿荫，后来河谷在洪水的作用下不断加宽加深，半岛也就逐渐凸现成为高于河床约30米的悬崖平台。到如今，城内几乎已是寸草不生。自然环境的改变，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乱，使这座古城无可挽回地废弃了。然而，二十多个世纪的风霜雨雪，却始终未能将它从大地上抹去。那些早已废弃了的城门、哨所、街道、寺院、店铺、民居，还有车师前部国王的王宫和唐代安西都护府的衙署，竟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它们默然无语地屹立在原处，尽管没了屋顶、门窗和一切饰物、陈设，尽管不再如当年那般风姿绰约，但仍然能够让今天的游人们从那与黄土崖台浑然一体的写满着历史沧桑的墙垣中，感受到它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份辉煌。

　　仅吐鲁番一地，与交河城齐名的著名古迹就有汉代军士屯田驻垦时建立的高昌故城、汉唐戍军曾经驻守过的阿拉沟烽火台、清代为纪念爱国功臣额敏而建造的苏公塔，以及凝结着丝路文化灿烂成果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和柏孜可里克千佛洞。它们就像是一座座丰碑，记载着先民们为边疆的安宁和繁荣、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而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高昌故城外有小摊卖驼铃。虽然导游小姐一个劲地催促上路，但还是抑制不住大家的购买欲。于是，归途中，驼铃声便响了一路。驼铃声中，平日总是洋溢在车厢里的欢声笑语消失了，大家的思绪都被那铃声牵引着，越过时空的阻隔，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飘飞……

　　著名作家王蒙曾以他在新疆的生活经历，写过一篇题为《肖尔布拉克》的小说。在维语中，“肖尔”是碱，“布拉克”是泉水，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碱地里的清泉”。以此来比喻生活、劳作在新疆的人们，的确是再贴切不过了。

　　新疆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与新疆各民族兄弟接触，令人感受最深的，是他们那热情好客的性格。如果你驱车在吐鲁番游览，总能看见路旁有些维吾尔族孩子带着纯朴的微笑自发地向你招手，使你不由得“受宠若惊”。如果你到哈萨克牧民的毡房中做客，当主人捧上那盛满着热情的奶茶、美酒和马奶子时，你即便没喝，也会感到有一种浓浓的醉意向你袭来。

　　受活动范围和语言的限制，此行中接触较多的，还是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同志。建国以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有许多解放军官兵集体转业留在新疆屯垦戍边，还有许多干部、大中专毕业生和大批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新疆投入边疆建设。我们一行20多人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几乎每个人都在这次短短的新疆之行中遇到过自己的“老乡”。

　　那天，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一个养鱼场，主人刚一开口，我就听出了他那依然浓重的乡音，一问，果然是位绍兴人。我对他说，这些年家乡变化很大，已经富裕起来了，他只是淡淡地一笑：“我知道，这几年回去过。”由于他正忙着招呼大家，我们没有时间详谈，甚至连他的姓名都没来得及问。但是，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地留驻着我的脑海里。

　　新疆区党委宣传部的几位领导同志中，就有两位是我们浙江人：李康宁部长祖藉镇海，邵强副部长家在温洲。他们也同那位不知名的绍兴老乡一样，对遥远的家乡依然有着一种深深的眷念，但更多的已是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同新疆这个第二故乡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邵副部长在我们的会议上讲话，一讲到新疆的资源优势、地缘优势、人文优势和发展前景，就显得格外地神采飞扬。当他说到“21世纪我国建设的重点肯定是新疆”时，言语神情中洋溢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使在座的每一个人无不为此而深深打动。

　　在伊犁，我结识了地委宣传部长邹邦友。他是武汉人，而我则从小在武汉长大，便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老乡”。在伊犁的几天，我们乘车同行了一路，也畅谈了一路。尽管我们两人的武汉方言都已有些生涩，但我们还是坚持用它来交谈，从武汉的面窝、粑粑、热干面，谈到新疆的馕、抓饭、马奶子；从各自的经历，谈到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他是1959年主动报名来新疆的。那年他只有17岁，家里说什么也不肯放他，但他凭着一股热情，凭着一股势不回头的决心，硬是离开了武汉，离开了家。“我姐姐对我很好，她抱着我哭，求我别走。可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他说。

　　到新疆后，他做过教师，当过基层干部，在动乱年月也曾下放当过牧民。于是，便学会了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学会了骑马、放牧、喝奶茶。在我们到那拉提牧场参观的过程中，他时而做翻译，帮助我们同少数民族兄弟交谈；时而当教练，把我们扶上马背，告诉我们骑马的要领；时而又成了民俗顾问，教会我们如何到哈萨克牧民的毡房中去做客。看着他那健壮的身体和黑红的脸膛，听到他那热情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你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就像那戈壁中的胡杨和红柳一样，已经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了这块大地上。

　　就是在那拉提，在哈萨克牧民的毡房里，有位同志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走上这条“献了青春献一生，献了一生献子孙”的道路，你难道从来就没有过后悔和遗憾吗？他想了想，坦然地回答说：“有过。在遇到挫折，遇到不顺心的时候确实也有过后悔的念头，但那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我始终觉得自己过去的选择是对的，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这一辈子过得值。至于说遗憾，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去年父亲去世时我没能及时赶到家，最终也没能让老父亲见上最后一面，更没有尽到做儿子的孝道。”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便有些异样，眼中闪现出一道晶莹的光来。
停顿了一会，他又轻轻地接着说道：“孔繁森同志的事迹，可能有些人觉得不好理解。但我们都非常理解他，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想法都是相通的。”

　　这一刻毡房里很静。我们都默默地望着他，谁也没有说话。一种似乎已是久违了的东西在冲击着我们，使我们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我不善饮，从来都是滴酒不沾。但这一夜，我却无法拒绝他作为主人敬上的酒。于是，我醉了。

　　说来你也许不信，那一夜令我醉倒的酒，牌子就叫“肖尔布拉克”。

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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