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拉玛干的沙埋古城中到处散布着金银财宝，如果驼队驮上这些金银，他们的向导就会着魔，转着圈一直走到倒毙为止。如果抛下这些金银，就会得救。或者拿上宝物，城门（或屋门）就会自动关闭，使拿宝者无法出去；如果放下宝物，门就会自动大开。有人曾进入古城捡到许多金子，立刻遭到一群野猫的围攻，当他抛下金子时，野猫就消失了。但是谁也说不清这些古城在什么地方。丹丹乌里克就是传说中的古城之一。
１８９６年１月24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首次发现这座古城。其后，接踵而来者不断。
１９００年１２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闯进丹丹乌里克，进行了大量挖掘。1928年3月14日，德国人特林克勒与博斯哈德来到这里，收获颇丰。终于，中国人忍不住了。
１９２９年５月１６日，我国学者黄文弼出发了，但却失败而返。
丹丹乌里克又长久地无声无息了。
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人以讹传讹，把新疆策勒县达玛沟乡北部的特特尔格拉木一带当成丹丹乌里克，引出了许多寻宝闹剧。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丹丹乌里克已成为西域考古的极地。
整整一百年逝去了……
公元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５日下午，一支由１０人、２２峰骆驼组成的探险队，从塔瓦库勒乡英巴格村东行进入沙漠，这是自丹丹乌里克发现以来，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旨在寻找丹丹乌里克的探险队。
塔瓦库勒乡的农民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个叫丹丹乌里克的古城，但这其实是８０年代中叶一场挖宝闹剧的余音。那些自称到过丹丹乌里克的人几乎无一人愿作向导，只有好大言的阿布杜拉胡香与其子买买提要求作向导同行。我们租用了２２峰骆驼，装载着够１０人一月之用的饮水和食物，从英巴格村出发了。１０名探险考察队员中有包括我在内的５名汉族工作人员和５名维吾尔族驼夫、向导，所用驮畜数量超过了以往所有的考察者。
上路伊始，所谓的向导胡香老人就把驼队大幅度地拉扯向东南方，此刻，我已彻底明白：胡香的丹丹乌里克是冒牌的！摄像师天章要求纠正方向，我与编导梅勇决定先让胡香“表演”，希望多得到一个“丹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等公鸡下蛋。胡香手执红旗，骑着头驼，唱起了小曲：
“我走向塔克拉玛干，
情人在房顶把我看，
我向她说声再见，
她的黑眼睛里泪涟涟。”
驼队在驼铃声与胡香凄凉的歌声中单调地行进着。五天后，驼队已到策勒县乌宗塔提以北２０公里处，在这里发现一些古代遗物。其中有一枚流铜黏结的天字圆形方孔铜钱，这证明古时和田曾仿造过中原的钱币。还有一长２．５厘米，宽０．８厘米的烟色水晶石片刮削器，其锋甚锐。在５号营地，胡香老人的“戏”终于演砸了，这当然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他吹嘘过的“红河”、“巨大磨盘石”、“棉花堤岸”……均不见影踪。老人坐在沙丘上，一手抚额，说道：“让我校正一下自己的脑袋，我感觉丹丹就在南边。”我明白，他说的其实就是乌宗塔提一带的古迹。他为我们“导演”了一场虚幻的梦，必须就此打住，下面的“戏”得由我们自己导演。在５号营地我们宣布：明日迅速北上。我把这一转折戏称为长征中转危为安的“北上抗日”。
在第六天的行进途中，发现了一件磨制规整的石球，说明沙漠腹地曾有古人活动。
驼队于１０月５日出发后，直到１０月１２日第八天，骆驼仍没有喝到水。据说骆驼的耐渴极限也只有１０～１５天左右。难道我们将全军覆没？冥冥中似有天助，１０月１２日中午，在没有任何生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突见两棵高大的活胡杨树迎风摇曳。行至树前一看，树下土湿，似曾有人在很久以前挖过井。于是我们在此下挖２．５米，奇迹出现：渗水涌出。给骆驼饲之以树叶，饮之以井水，驼队得救了！
翻过数不清的巨大沙山，１０月１３日，探险队到达了从地图上测算出的丹丹乌里克的地理坐标位置。但暸望四野，沙丘如海浪起伏，没有任何遗址的迹象，甚至连一棵枯树都没有。经过短暂的踌躇，我和梅勇决定，悬赏分组向西、北、东三面寻找，因我们由南而来，故放弃南边。我因双膝有严重的退行性主变关节病，便与梅勇、驼队队长阿布都克日木留守暂时的营地，其余６人分３组出发。我估计西边希望大，便把精壮者派往西边。我们抱着无限的希望等待着。３小时后太阳尚未落山，派往西边的卡玛力等２人首先返回。他们带来了半片乾元重宝钱、半截铜指环和一颗绿珠，并称见到了房屋建筑。这三件古代垃圾明白地告诉我：丹丹乌里克找到了！我们激动得不等别人回来就留下一人接应，率驼队向丹丹乌里克开拔。在漆黑的夜晚，借助于手电筒，我们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了远古，悄然走进了唐代的例谢镇。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３日。这时，文明社会的人们正在欢度着周末之夜。
次日天一亮，探险队员们略吃了一点干粮，便开始勘察、拍摄并绘简图。这天，我的心情激动不已，不亚于一个磕长头到拉萨的佛教徒。因为我是第一个到达丹丹乌里克的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而我们的探险队也是第一支到达丹丹乌里克的中国探险队。
勘察证明这里是丹丹乌里克确凿无疑，其地势、建筑分布及面积完全与斯坦因的记录、测绘吻合。遗址范围南北长２．４公里，东西宽１．６公里，原为一片绿洲，有古河床由东南向西北延伸。中部为南北向的洼地，建筑群落如星辰散布在洼地两侧高地。绝大多数建筑被沙土掩埋，只露出上部的断柱、残墙，少数建筑仅剩地基与残柱。现存建筑我按其组合、分布情况共编了９个号（包括１５个建筑群）。这些建筑主要是佛寺、民居，有的附有畜圈、果园等。建筑水平高于尼雅遗址，不但规模大，而且木料切面规整平齐。现仍可见雕花替木、旋制花
柱头、巨大房梁等，可知当时建筑宏丽。墙为编笆抹泥墙，房顶可能是平顶，格局近似喀拉墩古城房屋。遗址地面可见唐乾元重宝钱、无字无郭钱、剪轮五铢钱、龟兹小钱、石球、陶片、料珠、铜器残片、铁器残片、手推磨盘、木碗残片、石膏贴壁佛像和图案等。遗址中有枯死的桑树等人工栽培的树木，南部有渠道、农田遗迹，证明当时生态环境不错。遗址的时代无疑在唐代，其上限至晚也在南北朝。
我们对遗址做了充分的拍照和录像。为了保护文物，我们重在考察和收集图像资料，而不做试掘，同时对重要的遗物进行了掩埋。
离开丹丹乌里克时，我把简记我们壮行、纪念丹丹乌里克发现100周年的内容，并写着全体队员名单的纸片装入一空瓶，埋入斯坦因编为１５号的遗址，以待后来者。此刻，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斯坦因当年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到此以前，千年来，丹丹乌里克一直陷入孤单静寂之中，无人过问；在我走后，它仍将一如往昔，默默无闻。”我也有同感。当年，那个在例谢镇写作业的学童李仲雅去了哪里？从护国寺借钱的健儿（今称义务兵）马令痣是否战死沙场？也许，他们就长眠在我的脚下。2000多年来，无论政权如何更替，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我们的祖先一代接一代、前赴后继地保卫西陲，建设西陲，我们探寻的正是这些先辈业绩。谁忘记这些业绩，谁否认这些业绩，便是对历史的背叛，对祖国的背叛。
我们这次对西域考古极地的征服，打破了百年来外国人对丹丹乌里克资料完全垄断的局面，尤其录像资料为世界仅有，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考古的范畴。历史应记住进入丹丹乌里克的第一支中国探险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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