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志的文化品味

——以《铜仁地区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为例 

喻子涵

地方志，由于真实反映一个地方的地情，汇集一个地方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不仅“存史”，而且还“教化、资治”，因此是实用价值很强的工具书，也是最能体现修志者的文化品格的书。特别是一些部门志，内容具体详尽，更是一种可供人们学习和研究某个学科的优秀教材。当《铜仁地区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主编这部志书的滕树臣先生立即送了我一本。一连几天，爱抚、翻阅着这部装帧精致、印刷精美、内文丰厚、图文精彩的志书，我被地方志这种出版品类所吸引。

这部志书，与滕树臣先生主编出版的第一部地方志《铜仁市城乡建设志》（1995）相比，其追求的修志风格、文化品味和学术价值更加明显，得到业内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许。

在《城市规划与建设》这一部分中，有几章的内容很可贵。第一章在介绍“古代城池”、“近代城镇”的规划与建设时，作者不只是对铜仁地区十个县市城镇作数字式的罗列和统计，他在把“建制沿革”、“重要建筑”清楚交待后，而分列“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一条，对古代和近代城镇的形成年代、原因及发展变化的规模、现状进行分析概括。这十篇文章（每个县城一篇），有述有评有见解，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增强了此书的文化品味。比如思南，作者认为，思南府、县城的形成与发展，全在于这条乌江。思南居乌江中游，由于乌江上入黔中腹地，下通蜀乡楚域，在地理位置上“襟带川蜀，控扼黔楚”，是政治军事的要地；由于交通航运方便，经济贸易发达，并带动当地农工商的发展，以至“舟楫往来，商贾鳞集”，使这里成了进出口商品的集散之地。正是由于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需要，自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设治所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府城，成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再如万山这座“汞都”，是随着朱砂、水银的开采冶炼而发展起来的一座工矿城镇。因此，它的记述从明代初年设朱砂场局开始，六百多年来汞矿开采经营及城镇规划建设情况，让我们在了解特区城镇发展状况的同时，也明白“汞都”兴衰的历史。

在《城镇园林与风景名胜》这一章中，文化味也是够浓的。《风景形胜》这一节，专门介绍了铜仁明清“铜江十二景”、思南“古八景”、石阡历代“古八景”和“新八景”、印江“古八景”、松桃“古八景”、沿河“新八景”等。这些“八景”或“十二景”，都有具体的名称和诗文记载。特别是诗，写得典雅精美，情趣盎然，反映出当时的文学成就。我在想，古人为什么热衷于在城镇为这些景致命名作诗？仔细寻思，这多半是最早的旅游策划者（说不定还有一点政府行为）所规划开发并倡导往游的旅游景观。比如铜江十二景之一的“中流砥柱”，这一景观指两江汇流处的一座小岛，古人建亭于其上，取名“跨鳌亭”。据《铜仁府志》载，跨鳌亭是城中人经常前往游览的地方，特别是乡试期间，政府官员要组织考生登亭而游，以示获取“占鳌之机”；考生被录取后，政府也要举行嘉奖活动，大宴学子，挂榜而游，以激励后学。再如思南“八景”之一的“鹭洲泛月”，自古以来，年逢正月十五，城里男女老幼穿红着绿，兴高采烈结队往游，成了思南县城一大旅游景观。作者花很多时间搜集这些文史资料，进行点校注释评述，用意在于让今人了解古代的文化生态，并通过它们与当代的城镇园林和风景名胜作相映成趣的对比，从而为今人从事城镇园林建设和风景名胜开辟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另外，还有一些章节收入了带有交叉性的史料，比如文物类，包括革命遗址、烈士故居、塑像、纪念碑等纪念性标志和古城墙、寺庙宗祠、教堂会馆、楼亭阁塔等古建筑，这部分本属于“文物志”或“文化志”、“宗教志”的内容，而此书兼收并蓄，增加了新编志书的历史厚重感。之外，重点村寨和少数民族建筑的介绍，也丰富了这部志书的文化内涵。如印江的“甲山寨”，远自晋惠帝元年（296）就有人筑寨定居，唐开元四年（716）以甲山寨为治所置思邛县，明清时改属印江县。甲山寨由于开发较早，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明清时期考取举人、进士不少。甲山举人陈天星，辛亥革命时期在日本投身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甲山既有昔日的文明，也有现在的辉煌，有印江“西城”之称，成了城郊四大名寨之一。还有铜仁市六龙山麓的“茶院山庄”，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为秦朝徐福后裔、广西按察使司副使徐以暹所建，又称“徐氏山庄”。该山庄徐氏家族历代坚持“立品行、正风尚、课子弟、尊师道”，名士辈出。三百年来，古村院落犹存，古朴民风犹在，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黔东天然的文化古村。再如，少数民族建筑方面，有侗族、土家族院落式的挑脚楼，有苗族、土家族的吊脚楼，有仡佬族的翘角楼、侗家的钟鼓楼和风雨桥等。作者把乡土建筑与乡土文化有机融合，把乡土建筑当做乡土文化的一部分来深入研究，为此书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品味和学术价值。同时，通过这些传统的民族民间内容的广泛涉入，使这部志书避免了新编部门志常易出现的单调浅薄状况，为今人或后代提供了不少教化、资治以及课题研究的典型材料。

这部志书在文化品味和学术价值方面，还体现在图案、照片的利用和历代建筑文献的选录上。本书收集了明清府城、府署、县署、司署、文庙、文昌宫等珍贵图案10余幅，这些历史图案，充分反映古人的建筑思想、建筑美学、建筑风格等，对于研究建筑历史、恢复文物古迹以及现代建筑规划设计的借鉴皆属无价之宝。另有50多幅彩色照片，均为当代著名城楼建筑、城市全景、风景名胜、现存文物、雕塑、民居、桥梁、门牌、纪念性标志等，这些实物图片，反映当代建筑的丰硕成果和文物的修复保护情况，无论是对今人还是对后人，对于从事这项事业及研究，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还值得一提的是收录于本书的19篇建筑文献。这些文字作品，从宋至明到清，写作年代跨越千余年，都是一些重要建筑物（如署衙、学宫、书院、寺庙、楼阁等）落成时约请各地官员及文化名人作的“序”或“记”之类的文章，是铜仁千余年建筑历史的实录。从内容上看，除了表功颂德以外，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社会行为，文献价值很大。尤其是北宋文学家苏轼（1037—1101）作的《思堂记》弥足珍贵。作者考证认为，思堂，即“众思堂”，宋熙宁五年（1072）湖北常平使章惇（敦）在铜仁创建，苏与章友好，作文以记之。

修志是一种学术事业和文化事业，这门学问和学科也是与时俱进的。“存史”只是一个方面，资料实录就足够了，但那终将是一部“死”书。“资治”才是目的。要将“资治”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永世利用，那就必须在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上下功夫。尽管志书要求当代人记述当代事，但丰富的文献史料的运用、文化品味的追求，并不会损伤一部以“当代”为要的志书。我看当今有些志书，在文化品味和学术价值的追求上比较欠缺，对一些人物及事实的选取、分析、评价也比较随意和模糊，这反映出修志者的责任意识、文化素养和史学眼光。前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曾在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一本好的志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一部学术专著。”他强调，只有具有科学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名志”、“佳志”，才可能流芳百世，才能为后人所借鉴，为当代人资政。正是鉴于这种要求和倡导，我认为《铜仁地区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是一本难得的优秀志书，值得向修志人员、史志爱好者以及关心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问题的同志们推荐。

（载《理论与当代》（贵州省委讲师团主办）2007年第8期）